2014年6月30日 信報 影子長策會
在上世紀的60至70年代，香港踏入了急速工業化的發展階段，從傳統作為中國「南方門戶」的買辦轉口港，邁進了現代化工業城市的門檻；新界亦從傳統作為香港的腹地，搖身一變成了發展的火車頭，先有北九龍一帶功能主義的徙置區和廉租屋，再有衞星城市─新市鎮─工業區的大量廉價複製，荃灣、觀塘、沙田、屯門、大埔……相繼以千篇一律的面目出現，鋪天蓋地的全方位發展規劃，席捲界限街以北的鄉鎮空間。這亦奠下香港輕工業及經濟起飛階段的基礎，上百萬計廉租屋和新市鎮居民，則成就了「香港製造」的神話。
70至80年代的香港新市鎮規劃，則很大程度上參照英國工業時期的「花園城市」（Garden City）概念。第一代新市鎮無論是觀塘抑或荃灣，皆徹徹底底的打造為工業衞星城市；到了沙田和屯門等第二代新市鎮，發展規模進一步擴大，力求「自給自足」和「均衡發展」。不過，正當香港的新市鎮發展如日中天，卻碰上內地改革開放和工業北移，80年代後期《全港發展策略》、《都會計劃》、《機場港口策略》相繼推出，意味發展重心已重回維港兩岸。而生不逢時的第三代新市鎮，除了東涌尚且充當新機場的後勤基地，其餘像天水圍和將軍澳的功能已愈趨單一化，變成僅供解決居住需求的「睡覺城市」。
官商勾結立足於政策程序
自1997年金融風暴，以至2002年的「孫九招」出台，香港新市鎮規劃亦變得停滯不前；2007年曾蔭權重新提出「新十大建設」，重點已從本土轉向跨境的需要，高鐵、河套、港珠澳大橋、深港機場接軌……無不從中港融合、《十二五》規劃的邏輯出發。在如此一個宏觀時空轉移的歴史脈絡之下，當前新界東北以至西北的洪水橋規劃，打從開始已注定是個充滿弔詭和宿命的存在─既然過往天水圍只需400公頃便能住30萬人，難道這些面積多達700、800公頃的巨型新市鎮，就真的只為解決區區10多萬人的居住需要？抑或背後還肩負着更大的政治經濟職能？
1997年之前的地產霸權，本質上仍與香港作為工業城市掛鈎，地產商既得益於移山填海的大規模開發，香港人亦得以擁抱一個向上流動的中產夢；惟到了1997年尤其是金融風暴之後，後工業時期的香港經濟早就變得空洞化，大起大跌的樓市進一步金融化、投機化，極盡虛幻的豪宅包裝，亦令住屋變得泡沫化、虛擬化。地產霸權早已化身成一種超級病毒，在政治經濟文化各層面全面吞噬香港。連帶選出地產經紀出身的新特首，也以建立新的地產夢作為唯一政綱，而身邊的一眾局長顧問智囊，則無時無刻「驚爆」利益衝突的醜聞。
可是，地產泡沫與科網泡沫畢竟有別，它始終不是純粹的空中樓閣，它依舊必然立足於土地之上。香港雖然仍號稱全球最自由的經濟城市，但土地開發所需的巨額基建投資，以至收地改劃等繁複程序，所背靠政府的龐大身段皆如影隨形。基建規模愈大，則官商合謀的可能便愈多，像新界東北如此巨型的新市鎮，政商鄉盤根錯節、糾纏不清的關係比目皆是──官商勾結並非建基於陰謀論的臆測，而是立足於實實在在的政策程序。當年曾班子落任後尚且正面對法律指控，當下的利益輸送卻竟可在光天化日下繼續進行？
香港不是窮得只有錢
說穿了，那並非所謂發展vs保育、又或是城市vs鄉郊的矛盾；那僅僅是特權階級vs廣大市民的矛盾而已。
在新界東北一役上，政府自始至終力圖把焦點轉移到拆遷賠償上，也就是說，相信沒有什麼問題是金錢解決不了的，只要用錢就可以擺平不同的利益群體；但客觀的現實是，正如管仲在2500年前早已教過我們：「衣食足而知榮辱」，人不是只為錢而活的動物，香港也不是窮得只有錢這一種資產。香港作為一個早已高度發達的社會，片面追逐高增長已難滿足時代的需求，香港人期望有更多的選擇和可能性。與政府和一小撮既得利益者有別，東北居民以至廣大的香港市民，早已超越了這種物質主義（materialist）的「溫飽邏輯」，轉向不同生活方式和發展模式的後物質主義（post-materialist）的訴求。
或許我們都像《大亨小傳》中的狄卡比奧，總是在緬懷已逝的美夢之餘，仍誤以為可以用金錢換回青春，可以金堆玉砌打造他的「花園城市」，延續着一個窮家子對物質的執迷。故事的終局又會是如何？只需看看電影的結局便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