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寶強 轉載明報 2010-06-14 http://www.ln.edu.hk/mcsln/19th_issue/criticism_03.shtml
2010 年為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於香港在地踐行文化研究及文化研究教育十周年，出版系列書籍，當中《文化研究與文化教育》一書，收錄該系老師及已畢業研究生的文章，說明了踐行者的信念：相信教育， 「改變」仍是可能。而《文》書作者之一、嶺大文化研究系副教授許寶強「跳出來」為世紀版撰文，闡述犬儒主義當道的社會、官僚文化，香港文化研究教育和本地的教育者——包括他自己——如不作當權者的共謀，將如何回應與抗衡， 「務實」的工作又可以如何裝載更積極的內容？
曾特首於2007 年的「競選」時，提出「我會做好呢份工」的口號。三年下來，民意下滑，天星皇后、三聚氰胺、迷債海嘯、副局長、豬流感、東亞運、反高鐵、貧富懸殊、超高房價、翻叮政改、打壓六四，都惹來負面評論，在不少港人眼中，特區政府似乎並沒有做好份工。
為甚麼過去曾被譽為高效的政府官員，在同是政務官出身的曾蔭權統領下，總是無法做好份工？答案或可在曾班子最近的「起錨」中看出端倪。
「起錨」（act now）與「我會做好呢份工」（I'll get the job done），其實一脈相承，同樣都不談願景，缺乏方向，剩下是「得個做字」。「起錨」後駛向何方？份工怎樣做才算「好」？Act now 和get the job done，但for what？
戰後至80 年代，特別是60 年代末之後，香港經歷了長達數十年的順景，政府無論做甚麼或不做甚麼，港人都比較容易「收貨」。於是，毫無願景方向地「打好份工」，轉眼就「無驚無險又到五點」，甚至莫名其妙地贏得高效政務官的稱號。然而，到了90年代末至21 世紀初的歷史轉接時刻，由政權轉移到金融海嘯到生態危機，政務官終於需要面對一連串逆境的考驗。不過， 「因風駛?能搖櫓，逆水船費功夫」，特區班子的「抗逆能力」，似乎並不太高。
公平一點說，沒有做好份工的，並非只是特區政府，還包括筆者較熟悉的教育界和學術社群。例如中大校方最近以莫名其妙的「政治中立論」禁拒民主女神像，明顯未能做好大學需保障知識、思想、言論（包括表達政見）自由的份內事。
筆者寄居的文化研究學系，一方面屬於孕育學生的教育領域，另一方面也同時是生產和傳播知識的學術社群，是否也可能或多或少未有「做好份工」？故此，本文並不是只針對政府或教育「當局」的表現，而更多是想於嶺南大學文化研究課程成立十周年的日子，作出一些初步的自我反思，希望能有助日後更認真地做好份內的工作。副題中的「犬儒社會的文化研究」其實有兩層意義：一是從文化研究的方法和理論視角出發，嘗試分析和判斷香港社會當前的脈絡（context ）和急需解決的問題；二是討論如何在犬儒文化氾濫的當代社會中做文化研究。
庸俗的務實和抽空的願景
由於體制上的限制，香港的大學學者專攻英美學術市場，從事的研究與本地的實際問題不大相關；另一方面，教育界特別是教育局和中小學校，則往往只管日常操作，不願或沒有時間探究教育方向和目標等根本問題。結果是，學術研究與在地實務分離、執行與目標脫節，浪費了大量的時間精力，產生了各種不經意的效果，包括以「庸俗務實論」和「抽空談願景」等面目呈現的犬儒文化和玩假作風。
「起錨」與「做好份工」式的「庸俗務實論」，是在香港佔主導地位的社會思潮；而在教育和學術，則時會出現「抽空談願景」的討論。因此，認真地澄清「務實」和「願景」是甚麼或不是甚麼，顯然並非無的放矢。
「務實」並不是執行可操作的事務，而是投身能讓我們達到理想的願景和目標、有助解決問題或改善困境的事情。當代的犬儒往往會忙於做事，為的卻是讓有助改善現狀的事情不能發生，或令世界不會改變。例如，曾班子的「起錨」行動，各高官表演風塵僕僕，但除了為警員、保安、公關、傳媒帶來了大量的工作和增加公的談資外，所能產生的效果，恐怕只是迴避直面社會的真正分歧和問題，使有意義的改變無從發生，令政改原地踏步。
真正的「務實」，必須與目標願景緊扣，因此也必然包含釐清目標願景、訂定可行計劃等工作。要「務實」就必須減少與目標無關的事務或公關表演，騰出時間去學習、思考和研究，而所有有意義的實務安排，都需要把學習、思考和研究等工作算進執行操作的過程中。齊澤克說過一個政治不正確的笑話：當被問到想要一個老婆還是一個情婦時，馬克思很正路地說要一個老婆；他的好友恩格斯則選擇一個情婦；輪到列寧時，他說既要老婆又要情婦。記者覺得很奇怪，革命導師為什麼要兩個女人？列寧的回答很簡單：當老婆問我經常去了甚麼地方時，我可以說去會情婦；而當情婦問我去什麼地方時，我可以說回家找老婆。記者好奇追問：你其實真正會去甚麼地方？列寧回答：找一個寧靜之地，學習！學習！學習！故事的教訓是：要認真地幹革命，就必須爭取時間去學習。如果革命是一種有計劃、帶願景的實踐，爭取時間認真學習自然也就是當中的一種務實的行動。
同理，有意義的「願景」探討，必須建基於對既有的社會脈絡進行紮實仔細的分析和反思，令「願景」能扣連具體有效的行動計劃、評估成效的準則和方法，以找出能在現有的社會條件、局限和可能下，達至短期的目標而同時又不偏離或違背長遠願景的行動。定下清?的「願景」和「目標」，並以此來制訂可行的計劃綱領，不是一次過就能完成的工作，而是長期的智性勞動過程，需在執行具體的事務過程中，為這種智性工作創造條件和預留空間，讓它成為「務實」地推行計劃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走向務實的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既是生產知識的學術研究，也同時是教學的實踐。作為學術研究，尋根究底是平常事；作為教學實踐，就必須同時懂得如何在學校體制中有效地務實操作。墨美姬（Meaghan Morris） 教授在嶺大文化研究系的新書《文化研究與文化教育》中，批評了常見於文化研究的學術書籍和期刊中「我們必須或應該如何如何」之類的綱領性討論。她指出，這些空泛的綱領， 「從來無須接受測試」，所以「絕少具有……可付諸行動的特性」（頁27） 。墨教授並不反對綱領性的討論，只是要求討論綱領、制訂計劃時，必須同時考慮如何把高遠的願景逐步轉化成可操作的計劃並落實執行，這與曾特首完全取消對願景的討論，剩下毫無方向的「act now」和「做好份工」的庸俗務實論，顯然並非一般見識。
文化研究日益強調實務的操作，或可看作為對過去一些抽空的理論批判工作的一種反彈，也反映了其走入大學建制後的一種生存和發展策略。面對錯綜複雜的體制局限和空間，過於抽空甚至高調的批判和願景，不僅很難在現實的體制下達成，甚至連繼續生存也成問題，這是文化研究師生在不同的工作崗位下都要共同面對的問題。在這樣的脈絡下，強調有效執行和實踐計劃的能力，自然不難理解，也應予為之。不過，如何在建制下生存和做事的問題自然不應忽視，但「為何生存」（survival for what） 以至「存活成什麼」（survival of what）的問題恐怕同樣重要。這些問題，除了體制內的文化研究社群難以迴避外，香港的其他社群，包括學校和教育當局，恐怕也必須回答。
忘掉願景的教育操作
香港的教育界，包括政府當局和大中小學，在不斷重覆可操作的事務時，往往會忘記教育的願景，甚至以「務實」為名，拒絕參與釐清願景、梳理目標與行動是否相關的討論。
筆者近年參與了一些通識教師的培訓活動，曾遇到不少視討論和澄清課程目標為浪費時間的教師，他們大多希望培訓者能提供一些即時可用的教材或活動。這種不問方向願景的「務實」要求，自然不能全怪老師，更大的責任在於教育當局：不僅未能有效地協助教師釐清目標和設計相關的行動，更經常發放令人混淆的訊息，例如一面提出「求學不是求分數」，另一面又極端強調公開考試，這確實難讓老師認真對待當局提出的教改目標和願景。
不過，儘管教育當局沒有做好份工，但在學校和課室內外，教學互動仍有眾多的可能性，教師未嘗不能「假戲真做」—— 釐清目標、扣連實務，以逐步走向師生都認可的教育願景。問題是，怎樣才能有效地超越只強調可操作的、準時交差的庸俗務實論或「批評接受、一切照舊」的務虛討論和抽空願景？
由此觀之，教育界所重視的「務實」工作，是否應該包含減省一些例行的培訓、教學及行政工作，以騰出時間，讓官員、教師、學生能多一點思考、研究、閱讀，以釐清教育的理念和目標、反思教學工作是否與願景相關？
無法避免犬儒嗎？
教師努力備課、花時間出試卷改功課，可以是為了做給家長校長看而不斷地忙人自忙，但也可以是緊扣教育目標的有效勞動；教師虛應教改，可以是基於因循的習慣而作的例行表演，也可以是基於仔細研究和釐清甚麼是我們重視的教育目標後，用來對付當局的策略。簡括來說，教師的「假戲假做」或「假戲真做」，既可以是「犬儒」（cynicism）的退縮，也可以是「狗智」（kynicism）的進取（有關「狗智」的討論見筆者的〈從犬儒到狗智〉，收於《文化研究與文化教育》）。然而，肯定的是，我們不應先驗地假設做工作紙、製powerpoint 就是有用的務實，看書思考討論必然是無聊的務虛，因為後者很可能是一種能幫助我們達至目標的必要改道（detour）；同理，我們也不必認為高談理論原則，就必定等同正在釐清願景目標，正如「起錨」這類口號，並不能幫助我們認清終點；而在缺乏研究和學習的情況下提出「多角度思考」、「議題探究」這些仍有待釐清的關鍵詞，也無助65%學校明白怎樣教授通識才能走向教改的願景。
因此，要認真地「務實」，需要爭取時間和空間去研究、思考、討論，也就是列寧強調的學習、學習、學習。而怎樣才算認真？ 「認真」並非是不計勞苦地蠻幹，很多時是要留一點時間給自己和學生思考；認真的教育工作者不等同勤於做事（懶於思考？） ，而可以是經仔細分析後大量減少自己和他人的工作。例如，在不斷地開辦教師培訓班前，課程發展主任是否可在工作時間中多看點書和思考清楚甚麼是通識教育，以刪減與目標和願景無關的課程內容，造就環境讓師生也能多點時間認真地討論、思考和學習？
倘若我們教師的最終目的，是讓學生經歷有意義的教育，而非只為交功課和應付考試，那麼除了效法吳美蘭和翁志明老師直接向「當局」的犬儒說不之外，是否也可以同時把一些被顛倒了的說法和引伸的價值觀念顛倒過來，例如花點時間重思甚麼是「務實」、「願景」和「認真」？不然的話，無方向地不斷重覆例行事務、高喊「起錨」和「政治中立」等空泛原則，仍可能以「務實」之名繼續浪費我們的時間和精力；相反，少做一些無謂事務、多花些時間思考、閱讀、討論的教師，卻可能被誤會在空談願景、不夠務實或有欠認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