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是否成為了香港的主流藝術創作形式，大家可能會有不同意見，不過稍為翻查一下藝術年鑑的記錄，遠的不說，單是2007至2010年間本地舉行的攝影展覽，大大小小合共已超過四百多個，平均來說每年有超過百多次的展出，以香港的藝術環境而言，是一個非常可觀的數目。然而，這一大批形式、理念和水平不一的展覽出現，對本地攝影的歷史，以至目前視覺文化的發展又有何意義呢？「後直-當代香港攝影」（下稱「後直」）策展人黎健強和黃啟裕，透過整理和分析歷來香港攝影的趨勢，由此瞻望此媒體未來的路向，兩位學者提出了一個本地攝影界前所未聞的理念——「後直」，嘗試為香港攝影未來的發展推演。
方向清晰重新定義
「後直」，據黎健強的解釋是「後直接攝影」（Post-Straight Photography），意思是「直接攝影」（Straight Photography）之後的一種新攝影美學標準。1904年，藝評人Sadakichi Hartmann發明了「直接攝影」（或稱純粹攝影）一詞，其時他主張攝影應摒棄模仿圖畫的習性，作品要展示的是客觀而非經後天加工的影像。作為一種攝影美學，「直接攝影」在二十世紀大行其道，香港攝影的主流，大都遵從這條軌迹，是故半個世紀以來，社會紀實式的攝影、黑白攝影等在本地依然有很多追隨者，莫不以為此攝影美學至今仍是方興未艾。然而，「後直」的理念就似當頭棒喝，提醒我們在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本地的攝影發展其實是在醞釀變革，「後直」展裏的四個組別，包括「懷舊復古」、「有所不直」、「與天比高」和「混合與加工」所展示目前香港攝影發展的不同取向，正正是脫離了昔日流行的純粹攝影美學。不論是發掘和認識原始的攝影工具和技術，刻意把作品矯形和加工，探索製作影像的各種可能，以至把攝影和其他媒介融合，「後直」的攝影工作者都有一個很清晰的方向，就是有意識地開拓攝影的空間，重新為它定義。
隨着二十世紀末數碼攝影的普及，相信與否，我們已踏入了一個「後攝影時代」（Post Photographic Era），「後直」的理念是否受此啟發，不得而知，但科技的急速發展，數碼攝影術的日新月異，藝術技巧限制的徹底解放，傳統攝影理論邏輯的扭曲，不約而同都是「後直」和「後攝影時代」亟於應付的議題。「後直」策展人對攝影持非常開放態度，他們的選材甚至乎大膽地伸延到非攝影作品身上，透過混合媒體和數碼複製的影像，把討論焦點直指影像之性質和功能，由照片的代現性質（representational）談到較少人注意的直現性質（presentational），為詮釋後直攝影的多元化作出示範。在攝影數碼化的年代，科技主導，攝影技巧不免淪為科技成果下的附屬品，難以有所突破。引用Erwin Panofsky的說法，藝術上的探求並沒有改進或帶來新的科技，反而科技的發明，往往造就了新的藝術形式的誕生。如果這已是無法挽回的事實，那攝影工作者在創作過程中該擔當什麼角色呢？藝術與攝影之間的關係，是否要再重新釐定呢？在討論後直攝影的同時，究竟是製作影像的技術，抑或是使用影像的態度來得重要？「後直」沒有斬釘截鐵的答案，但它的展品卻提供了可供參考的線索。
突破主流體現民主
說也湊巧，當代香港攝影的後直時期，正值殖民地歷史完結，主權易手後的後殖民年代。後殖要求社會多元化、民主化，跟後直強調的開放攝影，拒絕單一思維如出一轍。「後直」提醒我們攝影與科技的微妙關係，在當代香港攝影發展的方向上如何抉擇，但更重要的是它揭示了當前視覺文化對我們思考的窒礙。其實，直與不直，都是攝影工作者的個人取向，絕不應囿於主流意識的規限，如此方可真正體現攝影的民主特質。
「後直」的十六位參展者，除了對一兩位的名字稍有印象外，我膽敢說都是屬於本地藝壇新一代，成績如何，尚待考驗。或者，若干年後當有人提起此展覽，會記得曾幾何時，一批當年仍是新晉的年輕藝術/ 攝影工作者原來是「後直」的先驅，曾為當代香港攝影的發展，進行了不同形式的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