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8日 文化Live 信報
回顧2012，如果問香港這個城市在文化上有怎樣的發展趨勢，那顯然便是「本土化」。公眾關心的，是本土藝術發展、本土建築保育、本土文化與中台兩地的互動——誠然，「香港」這個詞語，已成為許多文化議題的主題了。
在本土意識抬頭下，香港設計應與本土文化互動的呼聲愈來愈響亮。可在一眾設計師紛紛追求「港式設計」的同時，它到底實際上又是怎麼一回事呢？什麼才叫「港式設計」呢？它對設計這個創意產業，又有着怎樣的意義呢？
香港文化博物館早前舉辦的「創意生態+」，嘗試透過勾勒香港文化與設計的歷史進程，回答這個問題。
展覽中設有一條時間線，它展示了香港創意生態及設計文化自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起，如何隨着經濟與社會演變。看着本土設計一直走過的路，你不難發現，其實「設計」與「文化」從來沒有分離過：文化的進步，往往帶動設計的發展；同時設計的成長，又回應了文化的需求。
展覽由劉小康、羅啟妍、榮念曾及周婉美擔任聯合策展人，分為四部分，包括「香港設計推進的歷史」、「亞洲創意城市」、「設計、品牌、商業與社會」及「創意新一代」。這是2012香港設計年的重點活動之一。設計年的另一重點，是「設計驅動改變圓桌會議」。該會議邀請一眾業界人士，就設計與各項經濟文化生活領域的課題，如設計與教育、設計與城市發展等議題發表意見，讓社會大眾、不同界別持份者及政府部門了解香港設計產業面對的挑戰與機遇，以配合本港經濟及社會發展的角色。首場會議主題正是「設計，文化，社會」，主持人則是香港設計總會秘書長暨香港設計中心董事會副主席劉小康。
那麼，這三者的的關係何在呢？
香港人沒享用文化寶藏
香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呂大樂認為，「創意生態+」的時間線上正好回答了這一問。
「工業為了回應香港社會，製作了一些特別產品。正因為香港是高密度社會，我們才有摺枱、摺凳。紅白藍、鐵信箱、麻雀枱等等也是源於香港生活的設計。我覺得我們其實有很多這類可稱之為香港風格的東西。」
回顧香港四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後期，香港的文化環境是獨一無二的。從那時候開始，我們便可同時接收來自內地、台灣以及西方的資訊，一方面向他們的文化學習，另一方面卻無硬性服從所謂「正統」的壓力。呂大樂認為，在這種空間帶來的想像下，獨特的水墨、當代藝術、流行曲、黑社會電影，應運而生。然而，呂大樂指，現代香港人並沒有好好享用這批「文化寶藏」。「既然香港已經有屬於自己的東西，那問題是該如何總結、了解這些東西的特色。香港設計與藝術如何回應生活與政治環境的特殊性？我覺得這個問題現時還未能好好總結。」
對於在高密度社會中生活這一點，設計及文化研究工作室總監趙廣超亦深有共鳴。他認為，在於香港設計的核心元素中，有一種建立自狹小空間的美學特色。趙廣超剖析去年鬧哄哄的劏房問題，指出劏房其實最早源於以前的徙置區、木屋區。本來這種在狹小空間生活的美學意識，是可以發揚光大的，然而數十年後，它卻不幸變質成一個社會問題。
「我的理解是，消費和生產是與環境建立關係的重要元素。人類歷史上一切偉大的創造活動，都基於經濟上那種富足的感覺。如果我們仍然在面對劏房這種問題，那香港設計怎樣發展？」
然而對於先富足後創造這種觀點，進念．二十面體藝術總監榮念曾未必認同。對他而言，財富未必是設計的先決條件。「我想，設計是一種提升生活的態度。它不是讓低下階層升格做中產，中產升格做億萬富豪，而是你如何欣賞周圍環境，把它做到最好。」
「可惜香港現在標榜的是品牌，人們想的只是住什麼豪宅。」
的確，從社會文化來說，或許香港的物質主義已經極端至無以復加的程度。《亞洲週刊》總編輯邱立本便說，正是因商業利益，香港的掌權者把很多有意義的建築清拆。「香港對歷史很無情。」他說，「整個社會沒有歷史感。」
劉小康亦同意這一說法。「其實我們的城市是蠻醜的，所有漂亮的建築都被拆掉了。」他提到，關於中央圖書館，曾經有過一個調查，結果是許多香港人讚揚它是一座漂亮的建築。「我覺得問題就在於，從小到大我們都看不到漂亮的東西。就因為香港已經沒有了那些類似連卡佛大廈、中央郵政局等漂亮的大廈，所以人們便接受那座中央圖書館了。」
連自己的歷史也跟不上
除了具歷史意義的優秀建築被拆除外，政府政策亦要為此問題承擔部分責任。劉小康續指，「過去公共項目全部由建築署包辦，過去因為公平原則，他們在委派工程時只能讓設計師或建築師按先後排隊。結果是一件公共項目設計質素的好壞，全憑它是否遇上一個好設計師。也因為如此，很多政府項目效果未如理想。」
可幸的是，最近官方機構似乎已經意識到這一問題，開始在香港建築師之間成立精英隊伍，專責參與重要公共項目設計。天水圍濕地公園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興建。「只是這種改變很慢。」
不僅是建築物，便是活生生的人物，在香港也似乎很容易被時間洪流沖刷，消失。榮念曾在討論間說了一個故事：一次，他與一些讀設計的同學傾談。榮念曾問他們，你認識陳幼堅、靳埭強嗎？他們說從未聽過。
「為什麼他們連自己的歷史都跟不上呢？那是不是我們的教學出現問題呢？」
呂大樂從學術角度回應榮念曾的問題時，指「香港學生應該要在課程中學習Hong Kong School是什麼」。要做到這一點，卻須要教育方面的管理層具清晰遠見。榮念曾質疑，從撥款角度而言，香港並無明顯趨勢推動社會出現本土文化政策。「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UGC）、研究資助局（RGC）的管理層和大學校長，他們有沒有這樣的理念？如果他們只是一個營業經理或官僚，那肯定不會思考這些概念性的長遠研究方向。」
除了本土研究不足外，榮念曾也提到，大學未能發揮把研究員、學者、業界等人士聯繫起來，共同接受未來挑戰的功能。他認為，大專院校現已成為「好像大企業一樣的東西」，它們做的是「爭取政府資源多於與社區、企業互動」。
他多次強調，中介平台是現時香港設計與文化生態極需要的部分。本來媒體也是能夠擔當這一重任的，但在現時香港而言，似乎與會者都感受到本地傳媒在精神層面上的不足。
「好像台灣，他們不單有許多文化雜誌，內容也是富遠見的，會深入探討創意產業。即便台灣商業雜誌，也會用文化角度，解釋台灣有些什麼東西。以前曾經有過一段時間，香港的《號外》和《文學與美術》，都可以擔當這個角色。現在這類雜誌很少了。」
一個社會中，媒體與文化向來是相輔相成，互為影響的。媒體缺乏遠見與精神，是否意味着香港整個社會文化，其實也是如此呢？「回想在我讀書的時候，社會有很多人去提倡一些精神性的東西，比如王無邪、呂壽琨等。你會覺得自己正在追隨他們帶領的一些理念。」劉小康說。「然而現在，社會雖然蓬勃，但缺乏一種精神的凝聚。當然我不是說香港只需要一種精神，而是我們好像有要求無追求。」
邱立本認為，香港有這樣的結果，原因可能在於教育。「當我們培育一個設計家成長，是否能夠重新強調人文價值的思考？現在設計教育似乎流於技術層面。」
對香港設計中心行政總裁利德裕而言，教育的重點，則在於培育學生的好奇心。他提到，一次一些中小學生來創新中心看展覽。在與他們傾談間，利德裕發現小學生會提出很多問題。比方說他們看到舊式輪椅會問：「為什麼跟我阿爺的不同？」然而中學生只是直行直過，反應就好像是說，「不要浪費我的時間。」對香港自身的文化、歷史，產生好奇、尊重，繼而從中汲取養分，創造出港式設計，是香港設計界應走的路。香港室內設計協會副會長（本地事務）何宗憲和香港設計師協會主席李躍華從業界的角度，便不約而同看見一個事實：香港設計愈邁向國際，國際對香港設計特色的要求便更高。誠如李躍華所指，「就是香港作為一個亞洲大城市，它的設計水平在哪裏？我們與外國設計師相比，有何專長？為什麼客戶要找香港人設計？」
商業上成功文化上失敗
何宗憲不諱言，「我們在商業上是成功的，也獲得不少獎項，但與本土文化關係好像很弱，與其他地區如台灣相比，精神方面的認知不夠深。我覺得我們看到西方的好，只想學習西方的東西，但沒有看見香港特殊的創作力。」
李躍華亦指：「我的年輕設計師員工對自己的本土文化，以及過往本土的設計優勢，可說沒什麼認識，來來去去設計茶餐廳就只懂得用卡位，但香港是不是只有這些東西？不是的。」
然而，何宗憲稱，業界已意識到此一問題所在。近年，香港室內設計協會便積極探討設計精神範疇的問題。「既然如今香港設計已走到全世界，那我們便要問一個問題：為什麼人家要請你？你的價值在哪裏？我想這是我們業界面臨的一個新挑戰。」
香港時裝設計師協會主席楊棋彬提到，除了理解設計的文化意義外，亦應看重傳達方式。「教育大眾，應該要有故事。」他舉例說，若要公眾接受他們的時裝設計，較之於展覽，他們會選擇辦時裝騷。「如果fashion show沒人欣賞，我會把它做成全世界最長的catwalk，吸引大家。」
無論如何，在中港經濟交流日益頻繁的今日，劉小康對設計界的發展仍是樂觀的。他認為，現在的年輕人比從前有更多機會。「以前我們設計師再怎樣了得，也只是代表七百萬人，現在他們可以代表十二億人口。」
「只是現在香港人好像被導向成一元思維，不知道自己原來有很多選擇。」
「對於將來，我是樂觀的。我看到香港的發展空間若與深圳、珠三角結合，將可做出一個與上海、北京不一樣的設計中心。這是一個設計雙城的理念。香港可以作出貢獻，深圳可以作出支持，兩者結合將對地區與中國發展帶來積極意義。這是一個設計雙城的理念。這種協同效應是全世界都沒有的。」
撰文：余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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