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南韓、台灣不單已建立全民醫療退休保障，並已立法推行「長期照料保險」，愈來愈多大陸城市的老人也享受着優厚的退休金，過着豐富多彩的退休生活，與香港老人缺乏社會反哺照顧，實在有天壤之別。
香港的老人政策到底出了什麼問題？關鍵在「福利」兩個字。長期以來，政府沿用福利的眼光看待老人問題，認為要解決的，只須購買更多合格的護老院舍宿位、提供家居照顧予殘弱老人就已足夠了。
環顧世界各國經驗，社會老齡化首先會引致醫療開支迅速上升。以香港為例，目前六十五歲以上的長者，佔醫管局總體病床60%左右；深切治療部每張病牀每天住院費為13900元，醫院普通科每張牀的照顧成本為每天4250元。
挪威日本 值得借鑑
各國政府研究發現，假如能建立日間老人中心，提供老人身心健康設施；建立居家照料行業，為行動不便的老人提供各種上門服務；提供廉宜的土地興建老人公寓，以集中照顧老人群體的特殊需要等措施，便能節約寶貴的醫療資源。
老齡化帶來的第二個衝擊，就是經濟的滑落和公共財政的不足。隨着工作人口和需要供養的退休人口的比例攀升，各國政府都為應付預算而疲於奔命——降低對老人的服務水平以節省公帑，或增加稅收以平衡開支。為免重蹈覆轍，香港更須要在世界各地的經驗裏找尋借鑑。
第一個是挪威，她於上世紀六十年代發現離岸石油而大幅改善國家財政。政府迅速制訂法律，以國營石油公司的利潤，建立豐厚的國民養老基金（該基金的規模於2012年3月為3496億克朗，約為4440億港元），為老人建立長治久安的依靠。香港擁有6621億港元的財政儲備和2949億美元官方外滙儲備資產，政府可以利用儲備基金為保證金，建立新養老保險制度。
另一先進經驗來自日本。日本的老人政策更像產業政策而非福利政策。自從2000年推行「介護保險制度」以來，針對老人的新興產業方興未艾。護理院大部分由政府或慈善團體經營，轉變成大部分為私營老人院，形式多樣化，有療養院、護老院、小型私區老人院、青老年混合社區的老人公寓、配備居家護理的老人公寓等。
原本不存在的老人日托護理中心，十年間發展到超過四萬間。居家照顧服務亦如雨後春筍般成長起來，服務不單是家居改造、清潔、送飯，更擴展到為老人入浴、老人法律服務、上門醫療服務、臨終居家服務等，吸收超過五十萬名年輕人加入護老行業。
因為「介護保險制度」保障了老人的安全感，所以日本老人都比較願意消費。商家為迎合銀髮族的需求，把店內所有通道都改裝成無障礙通道，把產品說明用大字標明，並替老年客戶提供送貨等服務，老人旅遊的市場亦非常蓬勃。
目前在日本最受歡迎的地產項目是青、老年混合式的老年公寓，並且配備居家式護老配套服務。老人希望能多與年輕人一起，核心年輕家庭亦希望得到鄰舍照顧。其他行業如汽車業、建材業、化妝品行業、食物業等，亦全面開發老年產品的市場。這些經濟活動，不單豐富了對老人提供的各項服務和產品，亦增進了日本經濟的成長，為政府增加稅收。
香港政府目前正小心翼翼地推動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的計劃，對改變香港長期依靠政府撥款模式的養老體系有積極意義，能引進服務機構之間的良性競爭，促進質量的提升，亦鼓勵更多的私人資本參與養老市場發展。可是四年的試驗期再加檢討和政策制訂，顯然是遠水救不了近火，必須加快服務券試驗計劃。
全面展開服務券使用之前，政府也須建立中央統籌的服務提供者考核系統（Accreditation System）。英國有半官方的社會護理檢查委員會（Commission for Social Care Inspection）定期巡檢，不合格的服務商會被取消向保險金申領款項的資格，所以業者大多數都非常重視質量。
中產長者 選擇不多
日本則依靠督促服務商建立機構自身的質量管理體系，所有介護經理人對服務供應商的評價均在網絡上全面公開，有利於消費者和介護經理人選擇合適的服務，亦為政府節省龐大的行政開支。服務商的評估和監管系統是服務券賴以成功之本，我們不能一拖再拖。
我希望政府能成立跨部門的工作小組，納入醫管局、勞工及福利局、社會福利署、運輸及房屋局、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和發展局，並結合公民社會的參與，共同制訂出「應對社會老齡化」的全面政策，亦希望發展局能增加土地資源，增加老人公寓（Assisted Living Apartment）和興建老人退休社區（Continuous Caring Retirement Community）。
戰後出生的中產代，將陸續進入退休期，他們擁有一定的財富和社會地位，追求的是積極的退休（Active Ageing）生活，希望能與同齡人享受社交生活。目前政府提供的長者中心、日間護理中心等，都是針對低收入人士而設，中產長者可選擇的不多。私人發展商擬興建的退休老人社區，則由於地價高昂而寸步難行。這些中產長者需要政府提供有利政策，以協助私人資本進入，促成新的老人產業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