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g Pao Daily News D04 | 副刊世紀 |
世紀．HK Culture | By 黃英琦 2012-04-13
在特首選舉期間， 三位特首候選人的政綱均支持成立文化局，文化界普遍叫好
，甚至非常振奮；如今文化局快要成立了，身邊的文化界朋友卻有點忐忑，擔
心文化局的定位，擔心局長能否守護文化自由自主等核心價值，也憂慮文化局
在涵蓋創意產業後變得市儈，只重視有產值的文化，不支持藝術發展。與其焦
慮，倒不如盡快行動，由民間主導議程，積極參與討論「我們需要怎樣的文化
局」。就讓我先在世紀版拋磚引玉。
十二年前，兩個市政局消失，決策權收歸民政事務局，但政策的佈局、傾斜和資源分配幾乎沒變，文化仍是「沒有政策的政策」，重演藝而輕視藝和文學，有執行部門但缺乏大腦和智庫，有文化硬件卻忽略人才軟件，有建設文化區的宏念但不見周詳計劃和發展策略。文化事務隸屬雜項事務繁多的民政事務局，稱為「文化科」，由一名副秘書長統領，下設三名首席助理秘書長，人手少得可憐。
此外，三年前，為了推動創意產業，政府在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設立「創意香港」辦公室，推動創意經濟發展；但創意香港總監的職級在副秘書長之下，撥款守則有太多的「不准」，只能墨守成規，未能做到開拓和創新。
估計未來的文化局規模不會大，應由現時的民政局文化科、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的創意香港，以及康文署的演藝、博物館和圖書館服務部分組成。我認為文化局應包括公共空間、廣播政策、文物保育、文化旅遊、藝術教育等範疇，但這都是跨越不同政策的議題，先要其他政策局首肯，有點難度。在這背景下，我有以下關注。
一、對內，文化局有沒有協調力
龍應台教授當台北市文化局長時，曾為老樹撐腰，不惜趕到擴闊道路的現場，站在老樹前與工務部門的推土機對峙。受了這一幕的影響，我多年來對「文化局長」的想像，是一個有人文思維、有堅持，但在別人眼中卻有點瘋狂的人物。香港政府從來重物質重經濟，文化局長作為「非物質」的文化藝術「捍衛者」（champion），可能會遭同僚白眼，或被人敷衍，但文化就在生活中，要推動文化發展，必須在其他部門「借力」。
要為藝術家爭取更多的廉租工廈作為生產基地，文化局要「求助」發展局和房委會；要活化街道文化，文化局要與規劃署、路政署、市建局等合作，讓舊區重建不會影響社區的文化網絡和街道佈局，摧毁社區經濟；要促進文化創意產業，重視設計和原創，政府在招標和採購都要改變現行「價低者得」的政策，文化局要說服政府物流服務署；要發掘社區文化特色，吸引旅客，文化局要拉攏旅遊發展局一起提升這些旅遊「產品」；要讓藝術進入教育的核心而不是徘徊在「課外」的邊緣位置，文化局要令教育局和數百位校長改變思維，認同藝術教育的重要，讓更多藝術家進入學校。
梁振英政綱說明什麼
候任特首梁振英的文化政綱中有這麼一條：「政府提供誘因，把文化因素作為賣地條件，要求發展商在商場預留空間提供文化藝術、書城、展覽和表演活動場地」。這是文化界爭取多年的建議。若能夠落實，可令消費主導的商業空間，滲入文化氛圍。但這建議涉及公帑，文化局需要地政總署同意，才有機會在某些拍賣或勾地中，加設發展商視為「豬頭骨」的「文化條款」，但條款會否拖低土地的拍賣價，減低庫房收入，影響周邊樓價？若政黨也反對，文化條款最後會否「被妥協」？
文化局的設立是個範式轉向（paradigm shift），但只有文化局孤獨的「轉向」是沒意思的，若文化界要求文化局兌現梁振英的政綱，必須針對整個政府，要求它以文化視角審視相關政策，其他政策局也要與文化局一起轉向，在經濟發展與文化社會環境之間找出新的平衡點。除了政府部門，文化局與西九文化區管理局之間，應有怎樣的關係，也有點撲朔迷離。今天的西九管理局主席是政務司司長，民政局的角色只是監察西九，要求管理局按條例規定向民政局提交報告。有了文化局之後又如何？
二、對外，文化局會不會改變撥款習慣
文化局的持份者，最關心的是資源分配，但資源永遠不會足夠。龍應台教授曾在〈文化政策是為了什麼〉（2005） 這樣寫：「……坐在凝重的府內預算會議裏，我看着手上的預算書：台北市的文化局預算是工務局的十六分之一，教育局的四十八分之一，市府總預算的百分之零點八……你要怎麼說，才能說服人們，文化不是可有可無的餘興和奢侈品……」
在2011 至2012 年度，香港政府在藝術方面的總開支為28.2 億元，相當於政府總開支的百分之一，是教育局年度開支682 億的二十四分之一。28.2 億元只是民政局的經常開支。若加上去年的文化基本工程開支約8.6 億（改建油麻地戲院和高山劇場）、藝術及體育發展基金藝術部分的15億、粵劇發展基金的7000 萬、西九文化區管理局的216 億，還有「創意香港」專責辦公室的行政開支數千萬、電影發展基金3 億、創意智優計劃3 億，政府投放在文化及創意產業方面不算「孤寒」，但為何民間仍有怨氣？是因為每年花約30億元，卻未能對藝術生態創不同和有正面效應。
撥款的行政「門檻」
撥款機制太量化，也太僵化：康文署的心態是節目買辦，最介意票房；藝發局較重視實驗性，但又永不會支付申請金額的全數； 「創意香港」辦則太「驚青」和自保；申請電影發展基金要填的表格之多，嚇壞不少電影人。在「有始有終」的項目主導下，香港的特色是有大大小小的無數文化活動，主辦單位可以量化參加者人數，但許多活動只是蜻蜓點水，點到即止。這樣日復日、年復年，錢繼續燒，但都不是藝術界能留下作發展、研究和紀錄的資源，經驗未能累積。
資深藝術家說，今時今日的藝術生態環境比十年前差，項目資助「鋪鋪清」。牛棚藝術村近年簽的是三個月租約，藝團常被「下一季能否留低」的憂慮籠罩。隨着工廈被活化，工廈租金節節上揚，工業區變綜合發展區，其轉型正在動搖藝術界的生產基地。連康文署的設施也老化了，但地區文娛中心的維修被列為丙級工程，香港已多年沒有新的文化設施，大家都在等待西九、等待西九……
我們不能再等了
文化局的形象暫時很模糊，需要文化界和公民社會共同塑造，無奈文化界在八年前西九一役之後似乎未能再凝聚起來，由下而上建立共識。年輕的藝術工作者對前景有許多擔憂，但對政策討論不感興趣，缺乏當年「西九民間評審聯席」的勇猛和聲勢。
文化局的成立是大家期待已久的事，必須發聲並主導討論，影響政策，改革撥款機制，推動藍圖的建立。我們不能再等了。
（標題為編輯所擬，原題為「文化局的內與外」）
文．黃英琦（香港當代文化中心總監
世紀．HK Culture | By 黃英琦 2012-04-13
在特首選舉期間， 三位特首候選人的政綱均支持成立文化局，文化界普遍叫好
，甚至非常振奮；如今文化局快要成立了，身邊的文化界朋友卻有點忐忑，擔
心文化局的定位，擔心局長能否守護文化自由自主等核心價值，也憂慮文化局
在涵蓋創意產業後變得市儈，只重視有產值的文化，不支持藝術發展。與其焦
慮，倒不如盡快行動，由民間主導議程，積極參與討論「我們需要怎樣的文化
局」。就讓我先在世紀版拋磚引玉。
十二年前，兩個市政局消失，決策權收歸民政事務局，但政策的佈局、傾斜和資源分配幾乎沒變，文化仍是「沒有政策的政策」，重演藝而輕視藝和文學，有執行部門但缺乏大腦和智庫，有文化硬件卻忽略人才軟件，有建設文化區的宏念但不見周詳計劃和發展策略。文化事務隸屬雜項事務繁多的民政事務局，稱為「文化科」，由一名副秘書長統領，下設三名首席助理秘書長，人手少得可憐。
此外，三年前，為了推動創意產業，政府在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設立「創意香港」辦公室，推動創意經濟發展；但創意香港總監的職級在副秘書長之下，撥款守則有太多的「不准」，只能墨守成規，未能做到開拓和創新。
估計未來的文化局規模不會大，應由現時的民政局文化科、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的創意香港，以及康文署的演藝、博物館和圖書館服務部分組成。我認為文化局應包括公共空間、廣播政策、文物保育、文化旅遊、藝術教育等範疇，但這都是跨越不同政策的議題，先要其他政策局首肯，有點難度。在這背景下，我有以下關注。
一、對內，文化局有沒有協調力
龍應台教授當台北市文化局長時，曾為老樹撐腰，不惜趕到擴闊道路的現場，站在老樹前與工務部門的推土機對峙。受了這一幕的影響，我多年來對「文化局長」的想像，是一個有人文思維、有堅持，但在別人眼中卻有點瘋狂的人物。香港政府從來重物質重經濟，文化局長作為「非物質」的文化藝術「捍衛者」（champion），可能會遭同僚白眼，或被人敷衍，但文化就在生活中，要推動文化發展，必須在其他部門「借力」。
要為藝術家爭取更多的廉租工廈作為生產基地，文化局要「求助」發展局和房委會；要活化街道文化，文化局要與規劃署、路政署、市建局等合作，讓舊區重建不會影響社區的文化網絡和街道佈局，摧毁社區經濟；要促進文化創意產業，重視設計和原創，政府在招標和採購都要改變現行「價低者得」的政策，文化局要說服政府物流服務署；要發掘社區文化特色，吸引旅客，文化局要拉攏旅遊發展局一起提升這些旅遊「產品」；要讓藝術進入教育的核心而不是徘徊在「課外」的邊緣位置，文化局要令教育局和數百位校長改變思維，認同藝術教育的重要，讓更多藝術家進入學校。
梁振英政綱說明什麼
候任特首梁振英的文化政綱中有這麼一條：「政府提供誘因，把文化因素作為賣地條件，要求發展商在商場預留空間提供文化藝術、書城、展覽和表演活動場地」。這是文化界爭取多年的建議。若能夠落實，可令消費主導的商業空間，滲入文化氛圍。但這建議涉及公帑，文化局需要地政總署同意，才有機會在某些拍賣或勾地中，加設發展商視為「豬頭骨」的「文化條款」，但條款會否拖低土地的拍賣價，減低庫房收入，影響周邊樓價？若政黨也反對，文化條款最後會否「被妥協」？
文化局的設立是個範式轉向（paradigm shift），但只有文化局孤獨的「轉向」是沒意思的，若文化界要求文化局兌現梁振英的政綱，必須針對整個政府，要求它以文化視角審視相關政策，其他政策局也要與文化局一起轉向，在經濟發展與文化社會環境之間找出新的平衡點。除了政府部門，文化局與西九文化區管理局之間，應有怎樣的關係，也有點撲朔迷離。今天的西九管理局主席是政務司司長，民政局的角色只是監察西九，要求管理局按條例規定向民政局提交報告。有了文化局之後又如何？
二、對外，文化局會不會改變撥款習慣
文化局的持份者，最關心的是資源分配，但資源永遠不會足夠。龍應台教授曾在〈文化政策是為了什麼〉（2005） 這樣寫：「……坐在凝重的府內預算會議裏，我看着手上的預算書：台北市的文化局預算是工務局的十六分之一，教育局的四十八分之一，市府總預算的百分之零點八……你要怎麼說，才能說服人們，文化不是可有可無的餘興和奢侈品……」
在2011 至2012 年度，香港政府在藝術方面的總開支為28.2 億元，相當於政府總開支的百分之一，是教育局年度開支682 億的二十四分之一。28.2 億元只是民政局的經常開支。若加上去年的文化基本工程開支約8.6 億（改建油麻地戲院和高山劇場）、藝術及體育發展基金藝術部分的15億、粵劇發展基金的7000 萬、西九文化區管理局的216 億，還有「創意香港」專責辦公室的行政開支數千萬、電影發展基金3 億、創意智優計劃3 億，政府投放在文化及創意產業方面不算「孤寒」，但為何民間仍有怨氣？是因為每年花約30億元，卻未能對藝術生態創不同和有正面效應。
撥款的行政「門檻」
撥款機制太量化，也太僵化：康文署的心態是節目買辦，最介意票房；藝發局較重視實驗性，但又永不會支付申請金額的全數； 「創意香港」辦則太「驚青」和自保；申請電影發展基金要填的表格之多，嚇壞不少電影人。在「有始有終」的項目主導下，香港的特色是有大大小小的無數文化活動，主辦單位可以量化參加者人數，但許多活動只是蜻蜓點水，點到即止。這樣日復日、年復年，錢繼續燒，但都不是藝術界能留下作發展、研究和紀錄的資源，經驗未能累積。
資深藝術家說，今時今日的藝術生態環境比十年前差，項目資助「鋪鋪清」。牛棚藝術村近年簽的是三個月租約，藝團常被「下一季能否留低」的憂慮籠罩。隨着工廈被活化，工廈租金節節上揚，工業區變綜合發展區，其轉型正在動搖藝術界的生產基地。連康文署的設施也老化了，但地區文娛中心的維修被列為丙級工程，香港已多年沒有新的文化設施，大家都在等待西九、等待西九……
我們不能再等了
文化局的形象暫時很模糊，需要文化界和公民社會共同塑造，無奈文化界在八年前西九一役之後似乎未能再凝聚起來，由下而上建立共識。年輕的藝術工作者對前景有許多擔憂，但對政策討論不感興趣，缺乏當年「西九民間評審聯席」的勇猛和聲勢。
文化局的成立是大家期待已久的事，必須發聲並主導討論，影響政策，改革撥款機制，推動藍圖的建立。我們不能再等了。
（標題為編輯所擬，原題為「文化局的內與外」）
文．黃英琦（香港當代文化中心總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