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創辦「瘋祭舞台」、「何必。館」，以及任教於多個社福機構及學校的何應豐，對戲劇教育，與陳敢權有截然不同的看法。
「我看到的是大家只集中排戲。最近我看過一個香港旗艦劇團同小學生做的所謂教育作品，發現我們唯一的進步就是為學生提供了技術支援，但本質上戲劇在小孩生命中辦演一個怎樣的角色？這些（戲劇教育工作者）都沒思考過。」
何應豐認為，箇中原因是戲劇教育受管理主義影響，淪為追求數字達標的一門生意。「曾經有學校為慶祝周年紀念，要我在一定時間內做一個學生作品。他們的預算非常可觀，如果我想賺錢就會答應，但我的回答是『你不是搞教育嗎？為何周年紀念要表演？』」
當學校規定老師在指定時數內生產指定成果，便引發老師「如常交貨」。現時香港的戲劇教育熱潮，雖為演藝學院畢業生提供大量就業機會，卻也犧牲了課堂質素。「課程大綱可以寫得好美麗，但學生如何消化？他們的生命如何與戲劇掛鈎？這些都沒有提及。」
「我曾經遇過一些有心人，真想教好戲劇，卻被學校批評不夠效率。原來他們只想學生完成教育局要求。」
何應豐認為，教育應該照顧每個學生獨立發展。他觀察到許多戲劇老師走入課室，很執着學生能否做到其要求，卻沒能看見他們面對的難題。「當有一班年輕人走入課室，其中一個是怕羞的，難道你還要逼他做戲？我會給他一部攝錄機，任他拍攝。重點是透過這部攝錄機，發現他如何看待世界。」
對何應豐而言，戲劇教育不是推銷戲劇，而是「引發教育、社會服務一種另類的可能性」。透過處身於劇場中，飾演一個人物，參與者得以從另一角度組織自己思考，推動自己反思。
何應豐亦認為，演藝學院的教學模式太着重技術性與理論性，同學傾向集中精力於製作，而在製作過程中，又很少考慮戲劇的人文精神。
「若果你要做莎士比亞，較之於能否排成一齣戲，更重要的是，對你而言莎士比亞在關懷什麼？每一部戲背後其實都是對人的關懷。」
「若我們看待戲劇，還要強調何謂專業何謂不專業，我覺得這未免有點狂妄。對真正的劇場工作者而言，專業是你的操守，而不是實際結果。專業是我們是否關心人類，而不是技巧。」
讓學生與生命溝通
「現在個個都想做專業人士，但若然所謂專業就是一種強大的排斥工具，暗指其他人不專業，那麼我們對人的關懷、對社會的觸角，便會完全磨蝕。」
對何應豐而言，當社會的價值觀是強調取得證書，增值，令自己學生、父母、家長、教師都疲於奔命，那還不如不教不學。「不如一齊去沙灘享受一下，可能令我們的生命質素比學戲劇更好」。
「戲劇（的英語）是play，但如果我們不能在過程中play，只懂問老師教曉你什麼，那戲劇教育便沒有意義。對我而言，若能在教育過程中讓學生與生命溝通，那已經是一件很美麗的事。為何一定要搞台戲？為何大家總是擔心付了錢收不到貨？」
「對我來說，一台戲的定義，愈來愈模糊。然而肯定的是，藝術是讓我們重新看世界的一塊鏡片，這塊鏡片可以隨時換——當我們的生活有（替換鏡片）能力，便不必怕人們不為夢想努力。」
何應豐說，有次他請一個十多歲的學生拿出他最珍貴的東西。那學生拿出一疊證書。「我真不知如何反應。問他這疊證書，有什麼讓你值得興奮的事？他一句話也答不出來」。
戲劇界中，主流聲音會說何應豐的藝術觀屬偏鋒。
「或許你會說，何應豐你不要這麼麻煩，世界不是這樣轉的，你的要求不合理。然而若我們妥協，便是連最根本要求都放棄。聲稱自己是受害者沒有用，學校賴教育局，教育局賴教師，教師賴戲劇導師，其實我們都是同謀者。」
「你問我戲劇教育是什麼，我不懂回答。」
「如果體制容納不到這件事，我惟有在這個框架下，堅持信念，逐少逐少幹下去。」
